乾隆死了，但中国的文字冤案并未随他而消亡。回首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一言以蔽之：艰难与险恶。

　　乾隆作为承业皇帝，算是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帝，他手下的盛世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其父雍正。可父子二人相比，儿子的威名远在老子之上。同样的酷治江山，父子二人酷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儿子酷政酷得刁，玩得妙，帝王这套游戏规则算是被他把玩到家了。他刚柔并济，先宽后严，效果和口碑都非父辈可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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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说他大兴文字狱一事，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神经程度之极，都远超父祖，不但把清朝文坛搅得乌烟瘴气，自己也落得个神经过敏症。有史以来，以清朝文字狱最多，清朝又以乾隆一朝最多，两个最字搁到一朝，可想当时文人的生存状态之危。

　　据《清代文字狱简表》统计，乾隆在位60年，退休后仍不舍得弃权，又管4年，共计64年，制造的大规模、中规模和小规模的文字案共计130多起，可以说五个月就要对文人刀斧伺候一次。中央政府咬文嚼字、乐此不疲，地方政府为邀功请赏、扩大战果，恨不得挖地三尺。说白了也就是投皇帝之所好，挠皇帝之所痒，借无辜文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罢了。当然，其间也不乏文人失尊拍皇家马屁拍到马腿上，把性命拍丢的主儿。

　　如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一首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从诗作水平来看，此秀才可能刚刚出道，笔功稚浅，心里想的和落于笔端的错位大，鸿沟宽，累得他满头大汗，才得一首四句小诗，本意是想对清朝歌功颂德，不想竟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安能敬被抓进大牢，拉上大堂，皮开肉绽后，他红着脸说了一句实在话：我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