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拥有皇室血统的人有多少?至明亡国时超过百万

2021年06月19日11: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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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制度是这样的,官员的俸禄很低,但是被分封的皇室宗亲王族们,却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血统出身,领取很客观的俸禄,因此就诞生了一个很无奈的现象,皇室成员大都无所事事,躲在家里拼命生孩子。

在明代,藩王是个独特的群体,而明朝的灭亡,藩王成为最大催化剂。

很多清宫剧里面都提到一个机构:宗人府——那是管理王公贝勒的专职机构。

其实,宗人府在明代就已经设立了,是专门管理皇族本家宗室事宜的部门。

明代藩王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规模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根据规定,明代宗室分为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八等。

众所周知,明太祖是非常抠门的,他把官员们的俸禄定得很低,但对自己的龙子龙孙金枝玉叶却很大方。这些宗亲子弟的俸禄都是由国家供给,年俸标准是:亲王禄米10000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800石,奉国将军600石……

由于有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明代的大多数宗亲子弟除了创造人类,基本没有其他追求。据当时著名文人王世贞的《皇明盛事》记载,有一位王爷儿子多达100人,除长子世袭封王位外,其余99人都封镇国将军。每次家族聚会,同父兄弟之间竟不能尽识。到了万历二十三年(即公元1595年),有档案可查的宗室人口就有157000余人,“千古所未有也”。

如此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让国家财政难以负担。而这些宗亲子弟,多半是游手好闲之辈。顾炎武曾评价说:“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这一针见血之论,活脱脱地勾画出明代宗藩的脸谱。

宗藩生计政府头疼

河南是明代藩王比较集中的地方,除了前文我们介绍的周王、赵王、郑王外,还有一些藩王也在河南:朱瞻竣是明仁宗的第二个儿子,永乐二十二年被封为郑王,宣德四年,就藩陕西凤翔,正统八年,奉诏迁到了河南怀庆(今沁阳一带);朱见澍,明英宗的第五个儿子,天顺元年封为秀王,成化六年就藩汝宁;朱见泽,明英宗的第六个儿子,天顺元年封为崇王,成化十年就藩汝宁;朱见沛,明英宗的第九个儿子,成化二年封为徽王,十七年就藩钧州(今禹州一带)……

河南各地藩府林立,属于大藩者有开封周王、南阳唐王、洛阳福王、卫辉潞王、安阳赵王、怀庆郑王、汝宁崇王、禹州徽王等。到隆庆时期,计有“亲王五,郡王八十……并无名禄者共六千八百九十余人”。宗藩生计成为明王朝和河南地方官府很头疼的一大问题。

从亲王到奉国中尉,这些人的俸禄只是明政府对宗室贵族正常的财政支出,此外还有不少临时性或特殊的补贴和支付,如婚丧之事、建造宫殿府第、修筑陵墓、为宗室服务的仪仗卫队官员俸禄及额外的赏赐等,也都需要大量经费。

明朝初年,宗室贵族人数还不算多,国家财政尚能支付。到了明代中后期,宗藩数量已日渐庞大,根据明代学者徐光启的计算,宗藩人数大约每年增加一倍,使明政府每年耗费巨大资财来维持,对国家财政造成严重影响。

拿我们熟知的周王而论,嘉靖时礼部右侍郎霍韬在其奏疏中指出,“洪武至今,周王府禄米增数十倍,子孙日益繁矣”。礼部尚书梁材也跟皇帝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奏疏中说:“河南初封周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一千四百四十位员,共岁支禄米六十九万二百五十石。”同时,梁材又列举了其他几个省的宗藩及禄米数量,最后对比认为,山西和河南是宗藩及禄米的“大户”,已经不堪重负。

嘉靖后期,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林润上疏朝廷,不无忧虑地谈了宗藩俸禄问题给国家财政带来的沉重负担,并以山西、河南为例作了比较:“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禄米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

万历年间,曾任河南提学的王士性对河南宗藩问题作了较全面的分析,认为黄河以北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幅员不及开封一府,却已有赵、郑二藩王,近又改潞王府于卫辉,“人烟又稀,土田少沃”,加之“通省建藩已至六国,尚有废府诸藩,两河民力疲于禄米之输甚矣,而诸藩供亿尚尔不足”。最后,王士性发出感叹,宗藩“数年之内,生育愈繁,不知何以处之”!

兼并土地民不聊生

要说政府在宗藩经济问题上没有作为,也是不对的,在内阁及大臣们的压力下,皇帝终于首肯,先后采取了控制宗藩人数增长、允许部分宗室成员从事士农工商各业等措施,使其自谋生计。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央和河南地方政府仍面临巨大的财政负担,这些负担最终要转嫁到广大下层人民身上。

都说明代亡于流民,土地兼并是造成流民的最重要原因,庞大的宗室贵族在兼并土地方面可以说和地方豪绅并驾齐驱。

河南宗藩广占土地的现象很严重,据史料记载,“明季河南诸藩最横,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壬午遂有逆寇决河之祸。莫中江先生尝云‘中州地半入藩’。唯李于麟《送客河南》诗云‘唯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可谓诗史,而语含蓄有味,乃知此风已久,不待启、祯之世也”。

公元1561年,景王就藩湖广德安府,“多请庄田”良田、湖池、河泊、盐店、坑冶税金等悉归其所有,田产数万顷。景王死后,因无继承人,“国除”。到了万历年间,潞王就藩卫辉,1588年,潞王奏讨景王遗下庄田、房课、盐店、盐税、湖池、河泊以及水租、坑税等,结果“得景王故籍田,多至四万顷”,其中包括河南卫辉府所属新乡、获嘉及宁山卫地226顷,开封府所属河阳、汜水、武阳、原武以及怀庆府所属武陟、温县等处田地598顷。

还有开封的周王,当地很多贫苦农民租种周王府的土地,其中许多田地碱卤沙砾化严重,收获甚微,但王府仍然以“沃壤起科”,让佃户们不堪重负。河南地方官府上报朝廷,数次据理力争,才降低了征收标准。据《明实录》的记载,周王府还大肆兼并土地,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

河南藩王大肆兼并土地,残酷剥削压榨,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加深了河南的社会危机。明代的藩王这个庞大的寄生集团,政府是无力铲除的,而能够将其铲除的,当数反政府武装,当李自成大军开进洛阳时,福王的结局成了历史上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