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83年间，可考的榜数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状元(一说504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的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为777人。

　　中国古代社会，官本位思想相当浓厚，从庶民百姓到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孔老夫子起，学而优则仕成了亘古不变的知识分子的奋斗之路。那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科学技术极不发达，还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以科学研究为终生事业的专家。因而，苦读寒窗数十年，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为的就是以文入仕，为的就是跻身宦臣，光宗耀祖。状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读书人的毕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巨大殊荣。一旦殿试第一，马上就由吏部考试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书郎，或掌修国史，或做天子侍讲，从此也就步入了凶险难卜的仕途，开始了宦海沉浮荣辱的漫漫人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老其一生，终于登上了显赫的高位。如唐代，姓名可考的状元147人，事迹可考者29人，其中就有5位宰相、8位尚书一级的官员(含次官)。而清代，114名状元中，官位累至一品尚书层次的达20人之多。可以说，在官场努力升职，成为状元这一群体实现人生价值的至上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