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开始，到1860年二十年间，共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这两次战争的标题是我们自己命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人称之为“亚罗号战争”，又称“英法联军战役”。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说英国人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法国人以“西林教案”为由头，组成联军进攻大清朝。

亚罗号事件

“亚罗号事件”和“西林教案”其实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西林教案”还出了一条人命，即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马赖在中国广西西林县传教，违规在先，随后被当地清朝官员处死。而“亚罗号事件”最严重的情节不过是清军水师士兵撕扯掉了英国国旗。因为“亚罗号”是一条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其实船上水手都是中国人，据说还是一条走私船。不管怎么说，这两起事件都不足以是引发两国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一个战争的借口。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在这里很有必要顺带说一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某些情节。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南京条约》的签订，大致脉络众所周知，林则徐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矗立在中国人民心中了。林则徐之所以在中国人民眼里是一位民族英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最后在《南京条约》上签字。按照中国人民的思维定式，凡是在所谓丧权辱国的对外条约上签字的人都是卖国贼，至于其它，不想不论。

虎门销烟

林则徐在广东开展禁烟运动，没想到引发了一场英国人对大清朝的战争，更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战争对手坚船利炮武功高强，大清朝的长矛大刀难以招架。朝廷震怒，革去了林钦差的职务。接替林则徐与英国人打交道的人是琦善，这人在电影《林则徐》里以反派面目出现，因为他主张罢战言和。这举动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脆弱而敏感的大脑神经。两国交战，言和者即为投降派，这在中国人民心里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宇宙真理。其实，这位琦善是大清朝数一数二的能干之臣，不仅聪明绝顶，而且刻苦勤奋，此人精通大清律例，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是空心的，透着聪明。然而，他的罢战言和主张别说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中国人民都不能理解和原谅他。

琦善并没有参与《南京条约》的谈判过程，《南京条约》是在江苏南京签订的，主要参与的朝廷官员是伊里布和耆英。《南京条约》被视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至今引为奇耻大辱。其实，在当时这是大功一件，条约签订之后，战争结束，道光皇帝的心里踏实了。伊里布接到圣旨，调任广东将军兼钦差大臣，负责与洋人打交道。然而在三个月之后，这位参与签订《南京条约》的大功臣猝死在广东，不知道是身体原因还是心理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憋屈抑郁而亡。随后，耆英到广东接替了他的职务。

到达广东任上不久，耆英又陆续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不就是签字嘛，耆大人轻车熟路，一签了之。用我们今天的眼神来看耆英，这货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卖国贼啊!其实，每一个投降派和卖国贼都不是横空出世的。《南京条约》的签订是在江浙一带清军与英军一系列战败之后的城下之盟，耆英经历了全过程，他深深地知道，洋大人这口锅是铁打的，砸不破。

耆英这人有一点不好，不知道是性格问题还是人品问题，在与英国人的交道之中，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中，他都采取虚与委蛇和权宜之计这两大法宝。条约照签不误，内心并不认可，也没想着以后要遵守执行，看着洋人拿着签好的条约走出大门从他眼前消失他就松一口气，转过头来上奏皇帝说我把混蛋们全部搞定!这人可以说是大清官场上的一株奇葩!我觉得耆英无论是性格或是品质上的问题，其实都是当时大清朝的性格和品质上的问题。

耆英

耆英在两广总督的任上虽然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平等的也好，不平等的也好，他的工作成绩都受到了朝廷的认可和嘉奖，1845年3月，圣上有旨，授予耆英以协办大学士以示荣宠。但是，耆英自己心里并不踏实，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郁闷的心结，这个心结打不开，他琢磨着，早晚得出事儿!一出海就是大事儿!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商人都集体居住在澳门，要发货卖东西必须通过广州的十三洋行代理代办，英国人是不能擅自进入广州城的。《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情况则完全不同了，按照条约规定，十三洋行的垄断特权被废除掉了，英国人可以自由贸易，还可以自由出入广州城。条约上虽然是这么写着的，但是，英国人却始终没有能够进入广州城，原因是广东人拒绝他们入内。

今天广州是一个开放的城市，走在大街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见外国人，各色人种都有。去广州市出入境管理局大厅看一眼，排队申请居留签证的外国人比中国人申请境外旅游的都多。可是在当时的广州，英国人想进广州城里溜达一圈，比登天还难。英国人为这事儿三番五次地找耆英交涉，据理力争，说咱得按照条约上规定的来啊，你们这是什么节奏?每次英国人和耆英说这事儿，耆大人都有百般借口，推三阻四，最后英国人急了，说你们再这样不着调，我们将以武力解决问题。被逼无奈，耆英和英国人定了一个“两年之约”。他答应英国人在两年之后，也就是1849年4月6日，英国人可以进入广州城。

“两年之约”是耆英答应给英国人的，在他做出承诺的这一天开始，他就没睡过一夜好觉，两年期限到了怎么办?让不让英国人进广州城?还是不能让!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是一筹莫展。这时候的耆英人品又发作了。他积极运动北京的关系，在皇上面前进言，尽早把他调离广州。地雷他埋下了，想一走了之，至于这地雷在什么时候爆炸，把谁给炸死，他不想操心了。

耆英的银子没有白花，1848年2月，皇上下来一道圣旨，免去了他的两江总督的职务。朝廷任命徐广缙为两江总督和通商大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耆英总算是脱离了广东这个是非之地，但是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他的那个和英国人的“两年之约”肯定会出事儿!

果不其然，徐广缙到广东上任不久，就接到了英国人的外交照会，提醒他有这么一个“两年之约”，到时候一定要践行诺言。徐广缙接到这个外交照会之后，心里挺别扭，合计着这事儿到时候怎么处理，在做出决定之前，他要先做一个民意调查。于是他经常微服私访，体验广东民情，见到广东人就打招呼：“喂，大爷，您幸福吗?您希望英国人进广州城里来吗?”就这么一路问下来，他发现广东人都感觉很幸福，在光荣伟大正确的皇上的领导之下。而且都还不喜欢英国人，无一例外地表示不欢迎英国人进入道广州城里来。

过了没有多久，徐广缙接到了一封英国人的邀请信，邀请他上英国军舰参观。在那个时候这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很多人力劝徐大人千万不要去，这是鸿门宴啊!中国人脑子里的种种阴谋诡计纷纷浮现在人们的脑海里。但是，徐广缙还是决定走一遭。其实也没什么，在徐广缙参观了英国军舰之后，英国人开门见山，和他说：“两年前，你们承诺，今年的4月6日，允许我们自由出入广州城，今天请你来，就是要把这个日子定下来。”

英国人提起这个“两年之约”，徐广缙心中早有应对的方针策略，他回答英国人：“这个两年之约，是我的前任耆英大人许诺给你们的，当时我尚未到任，并不知情。至今我也没有接到朝廷的任何相关旨谕，这事儿我不能答应你。”英国人说：“这事儿你应该完全可以做主。”徐广缙说：“不行!各国的民俗民风不一样，广州城从来不许外国人进入，这是民意，我身为父母官，得为民做主。”英国人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心想：你在这跟我玩民意?你们独裁专制的国家，有民意吗?

徐广缙看到英国人脸色不对，话锋一转：“不过请你放心，耆英大人既然有言在先，想必不是无缘无故。我回去之后向皇上请旨，圣旨到达之日，广州的城门必然无条件为你们打开。”就这么着，徐广缙把耆英和英国人的“两年之约”当做废话一句，不予理睬，并假托请示朝廷，采取了一个拖字诀。英国人一时也无可奈何。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人好像也并不着急进入广州城，那个“两年之约”似乎不再提起。到了1851年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大清朝从上至下，都忙着跟洪秀全作斗争，呼应太平天国作乱的人们曾经有二十万大军进攻广州城，当时在广州主政的叶名琛临危不乱，指挥有方，把这二十万造反的人民群众挡在了广州城外。而英国人认为这是中国内政，不与干涉，作壁上观，瞧热闹。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根据举报，查获了一艘名为“亚罗号”走私船，这船在香港注册，是为英国船只，但是船员都是中国人。广东水师扣押了船员，据说还撕扯掉了英国国旗，具体细节不得而知。反正这起事件成为英国政府派遣的第四任香港总督包令向叶名琛发难的一个借口，英国人自由进入广州城之事再次提起。叶名琛和他的前任一样，坚决拒绝英国人的要求。于是，包令按下了启动战争的按钮，驻港英军开始进攻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包令发动了对广州的武装进攻，企图破广州城门而入，但是遭到了叶名琛的顽强抵抗。包令并没有讨到什么便宜，1857年四月，英国本土派出1500士兵增援驻港英军，到了9月，英法两国达成协议，组织英法联军，形成对清朝的作战联盟。此时的叶名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财政和军事上都已经无法应付英法两国的联合进攻了。2月29日，广州沦陷，叶名琛被俘。

广州的失陷和叶名琛的被俘并没有让战争结束，英法联军从海陆北上，炮轰天津大沽口，对北京造成直接威胁。1858年6月1日，咸丰皇帝被迫派出使者在天津与英法联军谈判，此时，美国和俄国也凑上前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天津条约》。

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前的5月28日，沙皇俄国和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在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爱辉区)签定的《瑷珲条约》，该条约令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中国近代史一次性割让领土最多的条约。俄罗斯的趁火打劫，恰逢其时。

《天津条约》的签订并不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终结，期间出现了严重波折，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这场战争财落下帷幕。这其中的细节我就不说了。今天圆明园的残垣断根在那如泣如诉地展示着当年的悲催，有爱国主义情怀的人们可以到那里去凭悼一番。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对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来龙去脉的思考，我想搞清楚一件事，就是清朝的封疆大吏从耆英到徐广缙再到叶名琛，为什么如此固执地坚拒英国人自由进入广州城。他们代表的真的是当时的民意吗?我以为当时的广州应该是大清朝对外开放的前沿城市，广东人民对于英国人并不陌生，他们何至于对英国人畏之如虎讨厌至极?我想这极有可能是当时的清朝官员们制造的民意。因为一旦广州城对英国人自由开放，中国人与英国人杂交相处，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在所难免，以清朝官员的对外的认知水平，他们非常害怕处理国人与洋人之间的各种纠纷。洋人是惹不起的，在大清朝的官员中已经达成共识，但是执法的天平总是倾向于洋人一边，必然造成政府的声名狼藉和权威扫地，长此以往下去，大清朝的统治早晚会分崩离析。这，才是他们最恐惧的事情。

从1840年到1860年，二十年的时间，不断太短，也不算太长。从广东虎门到北京的圆明园，两把大火，映照着历史的天空。我突然想起来在1853年7月发生在日本的“黑船事件”，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驶入江户湾，几声炮响，敲开了日本幕府闭关锁国的大门，双方于次年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即《日美和亲条约》。二十年之后，日本中央政府成立内务省，大久保利通任第一任内务卿，日本历史进入大久保时代，明治政府全方位推进维新变革。又二十年后，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海军全歼大清朝北洋舰队。

一个人用二十年的时间去奋斗，足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国家用二十年的时间去努力，也足可以让社会改观，震惊海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今天，我们仰望星空，回首不堪的往事，只有，也只能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