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汉朝历史上的抗匈名将，莫过于李广、卫青和霍去病三位最为出名。令匈奴闻风丧胆的“飞将军”李广征战匈奴却全军覆没;而卫青、霍去病则大获全胜。两次北伐结果迥异，根源实际上是战术问题。
卫青、霍去病的骑兵战术革新：从骑射到冲击
如数十年前的晁错所说，匈奴骑兵“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在颠簸奔驰的马背上射箭是极高的技艺，需要经过多年经验才能练就。现代匈牙利马术师拉约什· 考绍伊(Lajos Kassai)致力于恢复匈奴人的骑射技艺。他在练习无马镫骑马的初期极为痛苦，甚至因颠簸造成连续多日尿血。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到壮年成长为骑射之士。汉军中只有少数投降的胡人，和李广这种世代生长在北方边郡、熟悉畜牧生活的人，才能在骑射方面与匈奴人比肩，但仅靠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汉武帝于元光六年(前129 年)，第一次派大规模骑兵部队出击匈奴，但以惨败收场，四路共四万汉军损失近半，说明传统骑兵战术难以对抗匈奴。
在后来的出击中，卫青迅速摸索出了新骑兵战术原则：不与匈奴人较量远距离骑射，而是把中原步兵惯用的正面冲锋战术移植过来，用肉搏战抵消掉匈奴人的骑射优势。
在稍早的中原战争中，已开始有骑兵冲击作战的尝试。如项羽垓下战败后，率骑士突围南逃，最后仅有二十八骑追随项羽，汉军五千骑兵紧追其后，将其合围，项羽等仍成功冲开了汉骑兵的包围。因为当时骑兵并不习惯正面短兵交战，但项羽此举也是鱼死网破的最后挣扎，并非当时惯例。最后他转战到吴江边，决心进行短兵肉搏时，还是“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终于自刎而死。
汉初另一次骑兵突击的壮举是在汉景帝七国之乱时，灌夫决心为战死的父亲报仇，与数十名家奴骑马“被甲持戟……驰入吴军，至吴将麾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皆亡其奴，独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余”。灌夫事后称“吾益知吴壁中曲折”，可见此次壮举是在吴“壁”即军营中，而非在两军正式列阵交战之时。他和十余名骑兵能够冲进敌军壁垒，大概是利用了吴军守门士兵的疏忽，营壁中的吴兵猝不及防，陷入混乱，灌夫的十余骑最后也只有两人返回。这种骑马而用短兵(戟)冲击敌军的行为，在当时几乎绝无仅有，所以灌夫“以此名闻天下”。
卫青指挥的对匈奴战争，就是要推广这种原来比较少见的冲击战术。当然，匈奴人也未必愿意与汉军进行近战肉搏，所以对于汉军指挥者来说，取胜关键正在于用奇袭切断匈奴军后路，缩小可供敌骑驰骋的战场范围，使其骑射优势无法发挥，从而迫使敌进入近距离肉搏战，这要靠汉军将领对战机的把握。从卫青、霍去病指挥的对匈奴战役看，他们成功抓住了运用冲击战术的时机。
战例一：在元朔五年(前124 年)春，汉军对匈奴的第四次出击中，卫青带领的三万骑兵成功绕过匈奴人的前哨，乘夜间合围了匈奴右贤王所部，从而将匈奴人擅长的追逐骑射变成了短兵肉搏。右贤王带数百骑突围逃走，其余“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都被汉军俘获。这是汉军以骑兵冲击战术对匈奴主力的首次胜利，卫青也因此被授予“大将军”之号。
战例二：元狩二年(前121 年)，霍去病指挥了对匈奴的第七次远征。此行汉军骑兵万人出陇西向西北，直指匈奴西道。史书未记载此战具体过程，但抄录了汉武帝嘉奖霍去病将士的诏书：“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这里“合短兵”明确指出霍去病采取的战术，是和匈奴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连用“杀”“斩”“诛”三个动词，也在宣扬汉军用的是短兵而非弓箭。在汉廷和汉军将士看来，这种短兵肉搏战显然比骑射更富于勇武精神。至此，中原骑兵已经超越了战国以来惯用的骑射战术，同时也具有了独立作战的战略职能。
战例三：汉军对匈奴最大的一次远征，在元狩四年(前119 年)，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出击，搜寻远在漠北的单于主力。匈奴人侦悉了汉军动向，单于决定乘其远来疲惫予以全歼。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两军相遇后，卫青“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双方骑兵展开决战。当时已近黄昏，“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两军在暗夜和风沙中展开混战，“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挐，杀伤大当”。《史记正义》引《三苍解诂》云：“纷挐，相牵也。”即双方军队胶着混战，厮杀肉搏从马背打到了地面上。暗夜和近距离肉搏使匈奴人的骑射技艺无从发挥。第二天清晨汉军统计战果时，“捕斩首虏万余级”，单于则乘夜脱逃。同时，霍去病所部与匈奴左贤王部遭遇，斩首更多达七万余级，但具体作战过程不详。匈奴此后几乎无力再侵犯汉朝边境，而汉军已完全掌握战争主动权，继续对匈奴进行远袭打击。
战例四：征和三年(前90 年)，汉军三路出击匈奴，其中御史大夫商丘成率三万余汉军，在班师途中被三万匈奴骑兵追上，双方激战九日，汉军仍旧采用骑兵正面冲击“陷阵”的战术，杀伤大量匈奴兵，终于将其击退。
由于《史记》等文献对当时战争少有正面描写，许多战术细节的复原只能求诸考古材料和后世文献。战术转型首先带来了骑兵武器的变化：长戟取代弓箭成为汉军骑兵的作战兵器。长戟是秦汉步兵的普遍装备，所以这种技术移植比较便捷。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用长戟冲刺敌人可能将自己也顶下马背，但这对敌人造成的损失毕竟更大。关于中原骑兵与游牧骑兵作战的具体细节，在东汉画像石中能找到一些参考。比如山东孙家村、孝堂山画像石表现的，正是用戟和弓箭的骑士互相作战的场景。在孙家村画像石中，一名持戟的骑士正在刺死一名持弓箭骑士。研究者认为，持弓箭者的尖顶帽代表了草原游牧族的典型装束，而持戟者的铠甲则是中原骑兵造型。值得注意的是，山东的汉代画像石中，这种持戟骑士正在刺死尖顶帽弓箭骑士的场景多次出现，其构图风格也基本相似，说明时人十分重视这种战术的威力。
孝堂山画像石表现的战争场面更大。以所用兵器和战斗形势来看：左方的骑士中持弓箭者四人，持戟者至少五人;右边的骑士可辨认者三人皆持弓箭，另有至少三人已战死或正在被杀(被左方一位持长戟骑士刺死)，且右边骑士身后还有大量徒步持弓箭者。另外，右方步、骑兵都戴尖顶帽，一位身份较高的人物旁边还有“胡王”二字榜题。故左边骑士应为中原军队，右边则为匈奴等北方民族。这和孙家村等画像石一样，都代表了中原骑兵用长戟和冲击战术击败草原骑兵的战斗场面。另外，这些汉画像石中的骑兵都是没有马镫的。
耐人寻味的是，卫、霍二人针对匈奴人优势开创这种全新战术，和他们并不熟悉马背游牧生活、也未曾熟练掌握骑射技艺有直接关系。在参与对匈奴战争之前，卫青、霍去病都没有太多军事素养和战争实践，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外戚受武帝重用。卫青年少时曾为主人平阳侯夫妇充当“骑奴”，这是他仅有的作为骑兵的训练;武帝还曾让霍去病学习“孙吴兵法”，但霍去病回答：“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缺少“传统”的包袱拖累，恰恰是他们创新的优势所在。
再论李广与李陵
与卫、霍二人的成功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一代名将李广的失意。
李广出身军人世家，其先祖李信在秦灭六国时为将，曾俘获燕太子丹。李广家传射箭技艺。《汉书· 艺文志》甚至著录有《李将军射法》三篇。射箭技艺几乎是李广平生唯一的爱好：
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
此外，《史记》还记载了李广在战争中诸多几近神勇的骑射表现，比如带百骑深入匈奴，连射(死伤)三名“射雕者”，然后面对数千名增援的匈奴骑兵，李广“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带领部属安然返回军营。甚至在他受伤被俘之后，还能寻机夺取匈奴战马、射杀追兵而归。
李广平生对匈奴作战多次，未立大功反而数次覆军败绩，其实原因正在于此：他太重视发挥自己骑射的特长，而没有想到，多数汉军将士并没有他或者匈奴骑士们这种骑射天性，他们更需要一位能够带领他们找到敌人弱点的统帅。在李广带领百骑远出追击“射雕者”的那一次，他丢下了自己的大军独行在外一天一夜，“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可以想象，统帅走失的一整天里这支军队处境是多么危险。元光六年(前129 年)出击匈奴，李广部一万骑兵全军覆没，他本身受伤被俘后逃脱。这次惨败很可能也是由他个人英雄色彩的率先出击和被俘而引发。
李广并非不知道冲击战术对匈奴作战的效果。元狩二年(前121 年)，他带四千骑兵深入匈奴，被左贤王的四万骑兵包围：“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敌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但李广只将其作为一种鼓舞士气的举措，仍旧坚持与匈奴人对射的战术，直到全军几乎损失殆尽，杀敌数量也基本持平，所幸博望侯张骞率主力赶到，李广才避免了再次被俘的命运。
李广统帅军队依靠的是他自己的个人魅力，而非严整的军令纪律：
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
这种轻松随意的组织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的匈奴人。作为和匈奴相邻的陇西边地居民，李广确实和他们有很多神似之处：骑射驰逐，行留无羁。当卫青、霍去病已经做出表率、几乎所有汉军骑兵都接受了步兵坚忍、血腥的冲锋肉搏战术时，李广仍旧迷恋着他已经艺术化的骑射本领，不甘忍受军事纪律和组织的约束，最终以失利自杀结束了其充满争议的一生。司马迁的《史记》对李广极为推崇，而对卫青、霍去病的战绩记载并不详细，且对二人颇多微词，这因为李广家族和卫、霍家族有仇，而司马迁与李广家族有些渊源。所以司马迁对李广的同情和推崇，几乎遮蔽了卫、霍骑兵战术创新的功劳，以至中国军事史上的这次革命性转型几乎少有人注意，本书借助零星史料和考古材料，也仅能做出部分复原。
在汉匈战争中，一次纯粹骑兵与步兵之间的战役也值得讨论，因为它证明了匈奴人的优势骑兵仍难以对付汉军的正规步兵。这就是李广的孙子李陵出居延塞之战。
天汉二年(前99 年)秋，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居延塞，行军一个月至匈奴腹地，与单于主力数万人发生激战，李陵军且战且退，至距汉塞百余里处兵败，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役是汉匈战争中一个很反常的个案：(一)出击时间是最有利于匈奴人作战的秋季，而非汉军习惯的春夏季节;(二)仅有五千步兵而无骑兵。由于史书记载简略，汉军进行这次战役的动机，今天已无法全面知晓了。但这次战役反映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匈奴骑兵并不善于和汉军步兵正面交锋：李陵五千步兵弓箭手，携带五十万支箭(人均配备一百支)，深入匈奴之后遭到单于主力围攻，汉军以辎重大车为掩护，“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逐步后撤。单于始则轻敌，决心将其一举歼灭，先后调集十多万骑兵进行围攻，但一直难以成功。李陵军苦战多日之后，终因箭尽粮绝而溃败，但取得了杀敌万余名的战绩。当时匈奴骑兵只射箭而不会冲锋肉搏，李陵军队又具有极强的纪律性，才形成鏖战多日的局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骑兵已普遍采用冲击战术，对步兵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就再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了。
拉铁摩尔从权力结构来观察北方游牧族和中原的差异，他认为松散的政权组织导致游牧族无法管理农业地区，所以对入主中原缺乏兴趣：“从理论上来说，匈奴能够征服中原，并加以统治，但是游牧民族并不具备完成这一任务的行政结构，也不想让他们有限的军队派去进行一系列阵地战，他们更宁愿劫掠中原。”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在汉代，匈奴人的弓箭骑兵尚不足以与中原的主力军队进行决战(尤其是在汉地)，更不可能全面占领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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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南北战争三百年》李广征匈奴全军覆没 卫青、霍去病则大获全胜的历史真相
李硕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