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方80多岁的爷爷坐到了女孩子家门口，这才讨回一部分彩礼钱。”5月27日，鹰潭市余江区平定乡沙溪村村主任张志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刚刚参加了一起彩礼纠纷的调解工作，最后女方退还了23万元。此前男方给了女方38万元现金作为彩礼。

张志辉曾担任沙溪村张家组村民事务理事长，主要任务是帮助政府和村民推进宅基地改革的相关工作。不过近两年，他的时间和精力大部分花在了彩礼纠纷的调解中。

“有些女孩子奔着高彩礼来的，没想着跟男孩子好好过日子。”去年，沙溪村有12对年轻人“过了彩礼”(当地风俗，“过彩礼”后双方可同居生活)，其中7家出现了彩礼纠纷，今年到目前又有3家因为彩礼闹起矛盾。

“菜烧咸了、饭不怎么熟、放辣了……鸡毛蒜皮的事，吵架闹翻后就回了娘家，不再回来了。”在张志辉看来，越来越高的彩礼，让一些有适婚女儿的家庭甚至动起了靠彩礼发家致富的“歪心思”。

张志辉说，对于以打工经济为主的当地村民，十几二十万元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彩礼钱常常只退一部分，即便全退了，那些‘打发钱’、见面礼的钱还有不少是不退的”。

4月3日，由鹰潭市余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乡村振兴办、区教培中心、区司法局、区妇联等5个单位联合办起首届“媒婆”培训班。来自该区政府网站上的公开信息提及，要遏制高价彩礼的发生，消除那些想通过嫁女“一夜暴富”的旧观念。

媒婆也被认为是“天价彩礼”的推动者。在这个培训班上，聚集了全区180多名媒婆。据当地媒体报道，为更好地对媒婆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管理，余江区还准备对媒婆进行登记管理。同时，当地还将成立由乡贤、党员、理事长等人员为会长的媒婆协会，制定媒婆公约，计划对彩礼、媒婆礼以及订婚、结婚仪式人员规模等进行限定。

对于“天价彩礼”的危害，余江区委副书记吴发财在培训班上表示，近年来该区部分乡村婚嫁彩礼不断攀升，不少家庭因此负债累累、不堪重负;一些家庭因婚致贫、因婚返贫。“高价彩礼不仅成为许多年轻人追求幸福婚姻的绊脚石，更成为农村家庭实现美好生活的拦路虎”。

江西省2018年城乡居民收支调查显示，扣除价格因素影响，江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水平为11744元。按照包括彩礼在内的30万元的婚嫁成本，就意味着一对普通农村夫妻至少不吃不喝不消费10多年才能为儿子讨个老婆。

针对高价彩礼的“刹车”不仅在余江。去年8月，鹰潭市下辖的贵溪市(县级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也曾印发了《关于提倡移风易俗、婚事新办，树立文明新风的村规民约》。

其中包括彩礼指导标准：最好限定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倍以内(按2017年标准计算约10万元)。

在鹰潭市主城区月湖区，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民政局4部门联合下发通知，从各级党员干部抓起，要求签订承诺书：定亲彩礼不得超过6万元。

对于鹰潭部分地区出现的“天价彩礼”的婚恋生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直指“‘天价彩礼’实质上等于‘买卖婚姻’”。

李银河说，彩礼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主要就是反对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区分彩礼是否具有这个性质，主要看包括彩礼在内的结婚花费是用在两个新人身上，还是全部给女方父母。

李银河根据以往的调研举例说，比如上海也有人提一些条件：男方要拿多少钱买大件、女方要拿多少钱买床上用品，与天价彩礼最大区别是，这些钱用于“小两口”的生活。

她同时表示，“男女性别比例不平衡，加之‘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社会习俗和市场规律的影响，短期内‘天价彩礼’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数据显示，从性别结构看，我国男性人口71351万人，女性人口68187万人，男比女多3164万人。

而在1600余人口的沙溪村，张志辉介绍，20~30岁的适婚年轻人有近200人，其中女孩只有不到50人。“男女性别比例为3∶1”。

伦理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庆杰也曾对媒体分析，出现“天价彩礼”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涉及教育、社会保障、贫富分化等问题，仅凭一纸村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需多管齐下：一方面需要宣传教育，引导婚姻回归爱情本质，不能把结婚等同为商品买卖，并消除攀比心理;另一方面，更需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消除贫富分化以及城乡、地区差别，并解决男女比例失衡问题。

“单靠一个法律或行政法规很难解决当前‘天价彩礼’的难题。”李银河也认为，政府应多从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养老上倾斜资源、引导支持，解决后顾之忧才能打掉不良习俗的根基，长远来看则要依靠经济发展、农村城市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