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雨把南阳府衙地面浇出一个洞，里面竟然是2000年前的造币厂(详细报道请看1月16日AⅠ·11版)，考古专家怎么看这件事?

1月1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钱币、冶炼方面的专家齐聚南阳府衙，分析讨论更多关于这处铸钱遗迹的细节，并对下一步考古发掘工作提出建议。

隐藏在背后的大工匠

专家们在遗迹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在南阳府衙发现的新莽时期铸钱遗迹只发掘了一个角落，但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这可能是国内发现的同时期最完整、文物品相最好、铭文最丰富的一处遗迹”。

那么这个铸钱工坊，文献里有没有提及?

据《资治通鉴》记载，约在公元9年，也就是王莽元年，王莽“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四处造钱。而在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辽宁等地都曾发现有王莽“始建国元年”时期的铸钱遗迹。

中国钱币学会秘书处处长杨君认为，这些遗迹都是对史实的佐证，南阳府衙铸钱遗迹基本可以认为是王莽政权设立的铸钱工坊，也为这一史实提供了全新的证据支持。

此外，有意思的是，南阳府衙发现的钱范上有铭文“后钟官工褒造十一”，而1976年内蒙古赤峰发现的黑城铸钱遗址出土钱范上也有“后钟官工褒造卅一”铭文。“黑城出土的钱范编号是三十一，而南阳府衙出土的是十一。”杨君解释说。

两地相距数千公里，工匠“署名”却相同，那么名叫褒的工匠是何许人也?

杨君大胆推测，这个名叫褒的工匠并没有出现在这些铸钱工坊里，而是和其他工匠一起，在王莽政权某地制作了很多不同编号的钱范母版。之后，由五十名“谏大夫”携带“后钟官”工匠们制造的钱范母版前往全国各地铸钱工坊掌管铸钱。而这些母版会根据不同地点进行编号，“已经发现了三十一和十一，未来也许会在其他地方发现别的编号”。

杨君还猜测，名叫褒的工匠极有可能是一位技艺高超且具有威望的大工匠，“估计是一个工匠领袖”。

对于“后钟官”与“谏大夫”这两个官职，杨君解释说它们并无关联，“谏大夫类似于德高望重的大儒，所以派他们去铸钱工坊监督生产，这个职位是俸禄八百担的国家官员”。

铜范怎么做铜钱?

在之前的发掘及报告中，考古人员一直认为此处铸钱遗迹所采用的是陶制钱范浇铸法，但在实体勘察遗迹和出土物后，有专家提出，这处遗迹采用的是王莽时期比较普遍的铜范浇铸法。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李延祥对于铜范与铜水是否会粘连的问题提出了看法：“铸钱时在铜范表面先涂抹一层隔离材料，然后浇铸铜水时就不会产生粘连或相互溶解，以当时的科技水平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他建议可以对出土的陶范表面进行测试，如有铜、铅残留，“那么就可以确定用的是铜范了”。

杨君对这一说法也表示赞同，并解释了铜范铸钱的工艺：首先，中央工匠用一种质地较软的石头刻制出阴纹母版。“一般采用滑石料，铜钱上的字纹细小精美，陶是达不到这样的要求的。”

第二步，用石制母版翻制一次性的陶范，再用陶范翻制铜范。“这就是为什么出土了大量陶范残块。”

第三步，将铜范面范与陶范背范扣起来进行浇铸。“这样做是为了发挥两种材质不同的特性。铜范面范可反复使用;陶范背范透气性好，可以快速排出浇铸过程中产生的气泡。”

杨君又进一步解释，大量铜范被制作出来后，一起投入生产，在产生磨损后进行回收并重新制作。

专家高度肯定其价值

与会专家和学者都高度肯定了南阳府衙铸钱遗迹的价值。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说：“遗迹的发现揭开了南阳宛城考古研究的新篇章，同时也为南阳‘大都市’发展战略提供了历史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评价南阳府衙铸钱遗迹为我国秦汉，尤其是新莽时期的铸钱业、经济管理和经济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也丰富了南阳宛城作为汉代大型工商业城市的考古研究的内容。

与会专家一致建议：扩大遗迹发掘规模，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积极做好保护、利用、展示规划，并建设铸币遗址陈列馆;以本次发现为契机，尽快制定汉代宛城考古工作计划，全面推进汉代宛城城市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