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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酒礼文化是建立在夏商因酒荒政的认知基础之上。最早注意到酒的矛盾性质的统治者是大禹，据传大禹在品尝了下属仪狄酿造的美酒之后就疏远了仪狄，原因在于大禹认为酒本身所具备的不稳定性可能影响政治统治，并预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果然，夏桀与商纣的亡国都与酗酒误政有关。具体到周代，通过对商代政治气象的前后对比，周公发现商朝前期诸王及官员对酒事的态度较为严谨克制，因而殷商前期的社会秩序也相对安定，政治较为开明。殷商的势力衰落以及最终灭亡与商朝后期上层贵族的滥饮荒政关系密切。《酒诰》一文对酒的两面性也着清醒认识，并由此形成中国古代政治中独特的“饮酒误国”观念，周代的酒礼是在周初限酒的政治基调中形成的。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从酒与人性的角度对酒进行定义，见解独辟蹊径，“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由此可见酒是一把双刃剑，酒本身虽然具有医药、宴饮等功用，但是同时酗酒易产生酒祸，饮酒过甚就如同人溺死水中。

周代监督酒事活动的官员称“萍氏”，萍草由于没有根不会沉入水中，用以象征挽救沉溺于酒中者。

为了最大程度削弱酒所带来的消极性，周朝最终以礼作为管理酒事的主要手段。《礼记·乐记》篇认为：酿造酒的初衷本是为了“飨祀养贤”，并不是制造祸端，但是酗酒之人饮酒之后往往容易惹事，所以统治者才制定了酒礼，以达到“有礼则酒食可以合欢”的目的，发挥“礼者，所以缀淫也”的功能。因酒礼的规范作用，周代贵族对饮酒的每个环节都有严苛的礼仪标准，这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酒对执政者、对政治的消极影响。

需要明确的是，周代这种严格规定饮酒用途的限酒政策不等同于禁酒，酒在周代社会生活中仍然发挥的重要功用，将周礼作为饮酒活动相结合，反而赋予了酒在夏、商王朝中并不存在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成为周人的文化要素而存在。

总之，酒礼在最大限度发挥酒的功能作用的同时，也规避了其对政治以、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