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防群治组织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力量联合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安防范与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早在50年代初叶，我国即出现了以城乡治保会、治安联防队为主体的群防群治队伍，它们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在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主要公安机关)的领导和指导下，在治安巡逻守护、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历经50年的发展变化，我国的群防群治组织也获得到了长足进步，组织形式开始由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从业人员由纯粹的义务型向有偿型转变，工作方式由各自为政型向整体联动型转变。这“三个转变”的出现，使群防群治组织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明显，影响更加深远。我国著名学者冯常厚先生在主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中，对此作了客观评价，认为群防群治组织“是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较好形式”，“可以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预防措施的落实”，“是专门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结合”。中央中央、国务院也充分肯定了群防群治组织的重要作用。XX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和XX年，中央综治委、中央编办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对加强群防群治组织建设也作了具体规定。

但是，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群防群治组织建设方面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群防群治组织的建立随意性较大。绝大部分地方对群防群治组织的建立仍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命令，对需要建立的群防群治组织采取政府或部门文件予以确立，缺乏相对的稳定性。二是群防群治组织的经费十分困难。绝大部分地方群防群治工作经费缺乏财政保障，加之自身开辟财源力不从心，因而经费十分困难。三是群防群治组织人员待遇太低。四是群防群治组织开展工作的方式简单。群防群治组织的基本作用为“协助公安机关从事社会治安防范”，但如何“协助”，尚无具体规定，因此群防群治组织开展工作的方式就是安排做什么就做什么。五是群防群治队伍素质整体不高。群防群治组织的从业人员一般为下岗工人、无业人员、退休人员等组成，他们的素质普遍较低，与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形势与需要，特别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不相适应。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制约了群防群治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削弱了公安等职能部门对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力度，长此以往，必然会产生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

一、强化认识，增强群防群治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认识是行动的指南，是做好任何一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对新形势条件下群防群治组织的认识，就是要进一步明确群防群治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勿庸置疑，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人们更多地看到了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的主力军作用，而忽视了群防群治组织的协助与基础作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认为群防群治组织是计划经济年代的特殊产物，是人们自觉承担的义务，而现在是市场经济年代，再搞这种义务性的活动，已不适应形势的变化。正是在这两种错误的导向下，群防群治组织在无形中被削弱了，有的地方群防群治组织已名存实亡。新时期是否需要群防群治组织存在?是否需要加强这一组织体系建设发挥其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群防群治组织的存在是历史形成的。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它创造出了许多适合我国国情的经验。著名的浙江“枫桥经验”，实质上就是群防群治组织工作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对此曾作高度评价，并要求在全国推广。在纪念“枫桥经验”提出40周年之际，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xx同志也要求要继续创新“枫桥经验”。另一方面，新形势条件下需要群防群治组织。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农民失地问题、企业改制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调处稍有不慎，将可能产生极其恶劣的社会后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单靠党委、政府，或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实践证明，只有借助和发挥存在于人民群众中的群防群治组织才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对乡今年1-3月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分析，在33余件矛盾纠纷中，由治保会、调委会等群防群治组织调处的高达23余件，占矛盾纠纷化解总数的70%，其作用不能低估。所以，我们一定要克服上述两种错误的认识，正确界定群防群治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即在注重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的同时，也要加强群防群治组织建设并发挥其作用，将二者有机结合(即专群结合)，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良好格局，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