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身为国民政府主席，但却被不少国民党人看作是ldquo;国府看印的rdquo;。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为官处世却奉行ldquo;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rdquo;的ldquo;三不rdquo;原则。他就是林森，一个该被历史记住的人。
林森（1868-1943）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杂志
他身为国民政府主席，但却被不少国民党人看作是“国府看印的”。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为官处世却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他就是林森，一个该被历史记住的人。
林森（1868—1943），1868年2月11日，出生于福建省闽县尚干凤港村。林森从“一介书生到国府主席”的人生历程，以及他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参议长，又连任12年国家元首的经历，是很值得后人研究的。林森虽身居一国之尊，但向来不以贵人自居，“平民元首”的形象使很多接近、了解他的人都肃然起敬。他出身寒微，在教会学校里接受了长达14年的西式教育。因对民族危亡有切肤之痛，很快踏上了共和革命的道路，且成为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对辛亥革命贡献卓著。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当上了首任参院议长，参与了创造共和的诸多关键决策，与孙中山和袁世凯都共过事。袁世凯篡权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又辗转奔波，致力于再造共和，并在此过程中历经宦海浮沉，数起数落。在孙中山死后不久，林森便由“容共”转向反共，并因此获誉“反共先知先觉”。在抗战时期，林森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不遗余力宣传团结抗日。
林森的经历丰富、复杂而坎坷，而综观其一生，对国家和社会进步做过不少的好事。除了爱国之志终生不渝外，为官清正廉洁、不慕名利、重视教育、自律甚严等，也是他的优点。尤其他崇扬民主和法制的精神更值得称道，在任参院议长时，他对孙中山和袁世凯这两名“大总统”的决定都有过否决的记录。尤其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曾使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袁世凯不得不在解除佩刀后才被允许进入参议院，此举尤令人钦佩。蒋介石上台后，林森仍未改书生本色，以国民党监察委员的身份，数度参与弹劾蒋介石的行动，使蒋大为恼火。
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与积极合作者，林森对孙一直是敬仰有加的。特别是在孙逝世后，他致力于为孙建造陵寝，树碑立传，并率先提出尊称孙中山为“国父”的动议，无疑对弘扬孙中山的革命业绩和精神遗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林森为官处世，不喜张扬，做事低调，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讲究“无为而治”。但由于这种风格，也使林森倍受冷落，在他任“国府主席”时，国民党内很多人都不重视林森这位“一国之尊”，甚至仅仅把他看作“国府看印的”。胡适针对此情形曾有过一段评价：“林子超先生把国府主席做到了‘虚位’，以至于虚到有的人居然已经‘目中无主席’了。”但他并不是“无所作为”，该做的事他向来是当仁不让的。林森去世时间较早，在抗战未结束即因突遇车祸而不幸身故；而且他身后无子女，唯一的养子在30年代即死去，因此有关他的资料较少，也不易查找。
求学台湾
在家乡教会学校接受了14年之久的“西化”教育，林森并没有被基督教化，而是从中吸收了中西文化的精华营养，在他心中滋生了强烈的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1887年，林森在鹤龄英华书院肄业，在他面前有几种人生选择：一是做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当传教士；二是到海关或洋行工作；三是参加科举考试，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但是林森志不在这些方面，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海外，要去探索更多的知识，寻求祖国富强的道路。于是他渡海投考了台湾的西学堂。
台湾成为林森成年后社会生活及革命活动的起点，台湾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度过了10多年最宝贵的青壮年时代，因此他对台湾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
当时台湾巡抚刘铭传大力进行台湾的开发建设，积极推行富强新政，修铁路、开煤矿、设电报、开办新式学堂等等改革举措，决心把台湾建成“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正是这些新鲜事物，吸引了林森的目光。当1887年台湾西学堂开办时，他就欣然前往求学。西学堂的开办，是近代科技教育的一个创举。学堂既有西方教师教授科学技术，同时又有中国老师，讲授中国经史文字。因此这几年的学习，培养了林森学贯中西、文理兼同的知识结构。
1890年，林森又考进了新设立的台湾电报学堂，这是因为受“科技救国”思想的影响。1891年毕业，林森进入台北电报局工作。由于他待人诚恳、为人稳重、办事认真、勤奋踏实，再加上他接受了多年中西教育，英语基础好，业务能力强，因此受到上司的赞赏和同事的肯定。林森十分敬业，这一年他回家与从小与他订婚的郑氏完婚，结婚后感情很好。但他在婚后三天就回去上班。新婚夫妻只有在假日才能团聚，当时闽台之间交通便捷，汽艇一日可达。可惜郑夫人体弱多病，婚后三年就病逝了。此后林森终身未娶，过着单身生活。后来他三弟的儿子林京过继给他当嗣子。
甲午战败，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居然割让宝岛台湾给日本，这激起了无数爱国志士的抗议。具有爱国热情的林森也投入到反对割台的抗日斗争中。1895年5月清政府驻台机构开始撤往福建，林森任职的台北电报局也在撤退之列。但是林森没有随着撤退福建，而是留了下来，参加斗争。林森投奔的是刘永福的“黑旗军”，这是一支有名的抗日部队。1895年秋林森回到福建，“他奔走于沪、粤及日本各地，联络革命志士，并与中山先生联系。”积极从事反清抗日的革命活动。由于他的革命行动，林森被清政府当局作为“乱党”通缉。
1898年秋林森又一次来到第二故乡台湾，继续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他因为精通英语、又会讲闽南话，口才又好，因此被台南法院嘉义分部录取为通译。他以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保护抗日志士。在法院遇到抗日志士被捕、受日本人审讯时，作为翻译的他，就尽量避重就轻地翻译，当台湾同胞吃官司时，林森也向着自己的同胞。由此而来林森赢得了同胞们的信赖。他们也帮助林森，有一次林森奉孙中山之命要回福建从事革命活动，但手上没有路费，正在发愁。当地台胞知道后，立即拿出50块钱资助，林森只要了30块。为了让林森平安成行，这位台胞特意到码头送行，使林森十分感动。由于林森在台湾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当地人十分缅怀他，林森逝世后，1947年嘉义建立一个“青芝亭”，在亭里竖立一块碑纪念林森。在台湾，迄今仍有许多县市与乡镇还保留“林森路”或“林森街”之名。
林森也念念不忘第二故乡台湾，直到他临终之时，还特意嘱咐蒋介石等人：务必要光复台湾！
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在当时的国民党内，是众望所归。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林森参加了“西山会议派”，反对国共合作，因而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1927年6月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林森与张继、谢持、邹鲁等也恢复了党籍。
1928年2月，林森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接着又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要人物。但是这时的林森，全身心地投入到总理埋葬事筹委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埋头致力于修建南京中山陵。林森对中山陵的建设十分用心，倾注了满腔热情，从葬事的筹备，陵园的勘定，到工程图纸的审定，工程招标乃至工匠的确定，他都亲自一一过问，认真筹划，亲自落实。在当时大小军阀之间为了利益而进行混战之际，林森则似乎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他在从事着似乎与战争状态、烽火岁月不相称的事情。
1931年3月2日，立法院长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后，林森被选为立法院长，成为国民党中央的要员。在此之前，林森为避开政治旋涡，飘然出国，到海外进行为期8个月的视察活动。因此他是在海外旅途中被选为立法院长的。他这次出国任务是视察党务、慰问侨胞、募捐等三项任务，走遍五大洲，历时8个月，于1931年10月中旬满载而归。
在这次海外旅行中，林森有3个月是在瑞士避暑度假的。当时他委托人在瑞士日内瓦租房，时间3个月，而且还规定了价钱，按他的要求要在当地租到房子是很不容易的。这位朋友经过多方打听，最后在日内瓦近郊外租到一个仅有两小间的农舍。林森来看后却非常满意，他与陈耀垣一起整理房子，洗涤衣物，烧饭做菜。由于那里只有西式餐具，而没有中国餐具，菜烧好了，却找不着筷子。朋友建议去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团那里，借一些中国餐具来，却被林森阻止了。他说：“这次顺道到瑞士度假，完全是一种私人行动，和公务无关，不要惊扰到公家机构，用具不妨将就一点。”于是他们就自己用木头削成木条备作筷子之用。有时朋友来访，没有床睡，就和林森挤在一张床上。第二天清晨，客人醒来之时，林森已经烧好了稀饭，等着与他共进早餐。这段海外之行的小插曲足以说明林森公私分明、生性淡泊、安于清贫的品格。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本来应该团结抗倭。但是1931年11月国民党四大召开之际，国民党内又开始了互相指责，互相拆台的局面。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三派势力互相之间又开始了权力斗争，相持不下。胡汉民和汪精卫为了搞倒蒋介石，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
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令各方面都能接受而又具有崇高威望的林森于1931年12月15日被推选为国府代主席。月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议决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12月28日林森就正式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据当事人陈铭枢回忆，当蒋介石下野时，曾意“将以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但陈向蒋推荐了林森：当蒋决定下野时，曾约我到他的书斋密谈。他向我提出建议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我并未察觉他早已属意于于，以为只是偶尔论及，固说：“于先生固然好，但还有一位更好的人，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此人既有清望，又没有各方面的政治背景，完全符合粤方所提出的主席标准——年高德劭。”蒋急问：“是谁？”我答：“林子超”。他听了恍然若有所悟似地说：“林一向爱清闲，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我说：“可以劝驾。”蒋立即写了一封亲笔函致林，交我面递。林因事出意外，开始尚有顾虑，经过劝说，他答应了。
实际上当时有望成为主席的还有蔡元培先生。但蔡元培属于学者型的人士，资历比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议长的林森稍逊一筹；而于右任因为是蒋亲睐的人选，而被粤方所拒绝。因此，最后就只有林森莫属了，而且从公德还是私德来看，林森都是当之无愧的。
林森平生洁身自好，生活力奉简约，朴素至极，他曾为革命到海外募集到大批捐款，却没有为自己添置一件足以防寒的冬衣，以致在自己的长衫下摆上缝上衬布以保暖。他青年丧妻，却终身不续娶，无亲生子女，没有什么家产，更无三妻四妾，更无国民党内有些权贵那样奢侈淫逸的作风，这在当时的官场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林森对于自己负有责任非常清醒，他在《就职通电》中讲：“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勉受命，暂度危机。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可见他深知自己所处位置的艰辛，于是表示要如履薄冰地效力。事实也确实如此，伺候国民政府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林森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奋力苦撑危局。
林森（1868-1943）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杂志
他身为国民政府主席，但却被不少国民党人看作是“国府看印的”。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为官处世却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他就是林森，一个该被历史记住的人。
林森（1868—1943），1868年2月11日，出生于福建省闽县尚干凤港村。林森从“一介书生到国府主席”的人生历程，以及他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参议长，又连任12年国家元首的经历，是很值得后人研究的。林森虽身居一国之尊，但向来不以贵人自居，“平民元首”的形象使很多接近、了解他的人都肃然起敬。他出身寒微，在教会学校里接受了长达14年的西式教育。因对民族危亡有切肤之痛，很快踏上了共和革命的道路，且成为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对辛亥革命贡献卓著。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当上了首任参院议长，参与了创造共和的诸多关键决策，与孙中山和袁世凯都共过事。袁世凯篡权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又辗转奔波，致力于再造共和，并在此过程中历经宦海浮沉，数起数落。在孙中山死后不久，林森便由“容共”转向反共，并因此获誉“反共先知先觉”。在抗战时期，林森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不遗余力宣传团结抗日。
林森的经历丰富、复杂而坎坷，而综观其一生，对国家和社会进步做过不少的好事。除了爱国之志终生不渝外，为官清正廉洁、不慕名利、重视教育、自律甚严等，也是他的优点。尤其他崇扬民主和法制的精神更值得称道，在任参院议长时，他对孙中山和袁世凯这两名“大总统”的决定都有过否决的记录。尤其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曾使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袁世凯不得不在解除佩刀后才被允许进入参议院，此举尤令人钦佩。蒋介石上台后，林森仍未改书生本色，以国民党监察委员的身份，数度参与弹劾蒋介石的行动，使蒋大为恼火。
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与积极合作者，林森对孙一直是敬仰有加的。特别是在孙逝世后，他致力于为孙建造陵寝，树碑立传，并率先提出尊称孙中山为“国父”的动议，无疑对弘扬孙中山的革命业绩和精神遗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林森为官处世，不喜张扬，做事低调，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讲究“无为而治”。但由于这种风格，也使林森倍受冷落，在他任“国府主席”时，国民党内很多人都不重视林森这位“一国之尊”，甚至仅仅把他看作“国府看印的”。胡适针对此情形曾有过一段评价：“林子超先生把国府主席做到了‘虚位’，以至于虚到有的人居然已经‘目中无主席’了。”但他并不是“无所作为”，该做的事他向来是当仁不让的。林森去世时间较早，在抗战未结束即因突遇车祸而不幸身故；而且他身后无子女，唯一的养子在30年代即死去，因此有关他的资料较少，也不易查找。
求学台湾
在家乡教会学校接受了14年之久的“西化”教育，林森并没有被基督教化，而是从中吸收了中西文化的精华营养，在他心中滋生了强烈的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1887年，林森在鹤龄英华书院肄业，在他面前有几种人生选择：一是做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当传教士；二是到海关或洋行工作；三是参加科举考试，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但是林森志不在这些方面，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海外，要去探索更多的知识，寻求祖国富强的道路。于是他渡海投考了台湾的西学堂。
台湾成为林森成年后社会生活及革命活动的起点，台湾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度过了10多年最宝贵的青壮年时代，因此他对台湾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
当时台湾巡抚刘铭传大力进行台湾的开发建设，积极推行富强新政，修铁路、开煤矿、设电报、开办新式学堂等等改革举措，决心把台湾建成“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正是这些新鲜事物，吸引了林森的目光。当1887年台湾西学堂开办时，他就欣然前往求学。西学堂的开办，是近代科技教育的一个创举。学堂既有西方教师教授科学技术，同时又有中国老师，讲授中国经史文字。因此这几年的学习，培养了林森学贯中西、文理兼同的知识结构。
1890年，林森又考进了新设立的台湾电报学堂，这是因为受“科技救国”思想的影响。1891年毕业，林森进入台北电报局工作。由于他待人诚恳、为人稳重、办事认真、勤奋踏实，再加上他接受了多年中西教育，英语基础好，业务能力强，因此受到上司的赞赏和同事的肯定。林森十分敬业，这一年他回家与从小与他订婚的郑氏完婚，结婚后感情很好。但他在婚后三天就回去上班。新婚夫妻只有在假日才能团聚，当时闽台之间交通便捷，汽艇一日可达。可惜郑夫人体弱多病，婚后三年就病逝了。此后林森终身未娶，过着单身生活。后来他三弟的儿子林京过继给他当嗣子。
甲午战败，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居然割让宝岛台湾给日本，这激起了无数爱国志士的抗议。具有爱国热情的林森也投入到反对割台的抗日斗争中。1895年5月清政府驻台机构开始撤往福建，林森任职的台北电报局也在撤退之列。但是林森没有随着撤退福建，而是留了下来，参加斗争。林森投奔的是刘永福的“黑旗军”，这是一支有名的抗日部队。1895年秋林森回到福建，“他奔走于沪、粤及日本各地，联络革命志士，并与中山先生联系。”积极从事反清抗日的革命活动。由于他的革命行动，林森被清政府当局作为“乱党”通缉。
1898年秋林森又一次来到第二故乡台湾，继续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他因为精通英语、又会讲闽南话，口才又好，因此被台南法院嘉义分部录取为通译。他以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保护抗日志士。在法院遇到抗日志士被捕、受日本人审讯时，作为翻译的他，就尽量避重就轻地翻译，当台湾同胞吃官司时，林森也向着自己的同胞。由此而来林森赢得了同胞们的信赖。他们也帮助林森，有一次林森奉孙中山之命要回福建从事革命活动，但手上没有路费，正在发愁。当地台胞知道后，立即拿出50块钱资助，林森只要了30块。为了让林森平安成行，这位台胞特意到码头送行，使林森十分感动。由于林森在台湾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当地人十分缅怀他，林森逝世后，1947年嘉义建立一个“青芝亭”，在亭里竖立一块碑纪念林森。在台湾，迄今仍有许多县市与乡镇还保留“林森路”或“林森街”之名。
林森也念念不忘第二故乡台湾，直到他临终之时，还特意嘱咐蒋介石等人：务必要光复台湾！
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在当时的国民党内，是众望所归。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林森参加了“西山会议派”，反对国共合作，因而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1927年6月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林森与张继、谢持、邹鲁等也恢复了党籍。
1928年2月，林森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接着又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要人物。但是这时的林森，全身心地投入到总理埋葬事筹委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埋头致力于修建南京中山陵。林森对中山陵的建设十分用心，倾注了满腔热情，从葬事的筹备，陵园的勘定，到工程图纸的审定，工程招标乃至工匠的确定，他都亲自一一过问，认真筹划，亲自落实。在当时大小军阀之间为了利益而进行混战之际，林森则似乎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他在从事着似乎与战争状态、烽火岁月不相称的事情。
1931年3月2日，立法院长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后，林森被选为立法院长，成为国民党中央的要员。在此之前，林森为避开政治旋涡，飘然出国，到海外进行为期8个月的视察活动。因此他是在海外旅途中被选为立法院长的。他这次出国任务是视察党务、慰问侨胞、募捐等三项任务，走遍五大洲，历时8个月，于1931年10月中旬满载而归。
在这次海外旅行中，林森有3个月是在瑞士避暑度假的。当时他委托人在瑞士日内瓦租房，时间3个月，而且还规定了价钱，按他的要求要在当地租到房子是很不容易的。这位朋友经过多方打听，最后在日内瓦近郊外租到一个仅有两小间的农舍。林森来看后却非常满意，他与陈耀垣一起整理房子，洗涤衣物，烧饭做菜。由于那里只有西式餐具，而没有中国餐具，菜烧好了，却找不着筷子。朋友建议去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团那里，借一些中国餐具来，却被林森阻止了。他说：“这次顺道到瑞士度假，完全是一种私人行动，和公务无关，不要惊扰到公家机构，用具不妨将就一点。”于是他们就自己用木头削成木条备作筷子之用。有时朋友来访，没有床睡，就和林森挤在一张床上。第二天清晨，客人醒来之时，林森已经烧好了稀饭，等着与他共进早餐。这段海外之行的小插曲足以说明林森公私分明、生性淡泊、安于清贫的品格。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本来应该团结抗倭。但是1931年11月国民党四大召开之际，国民党内又开始了互相指责，互相拆台的局面。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三派势力互相之间又开始了权力斗争，相持不下。胡汉民和汪精卫为了搞倒蒋介石，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
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令各方面都能接受而又具有崇高威望的林森于1931年12月15日被推选为国府代主席。月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议决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12月28日林森就正式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据当事人陈铭枢回忆，当蒋介石下野时，曾意“将以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但陈向蒋推荐了林森：当蒋决定下野时，曾约我到他的书斋密谈。他向我提出建议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我并未察觉他早已属意于于，以为只是偶尔论及，固说：“于先生固然好，但还有一位更好的人，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此人既有清望，又没有各方面的政治背景，完全符合粤方所提出的主席标准——年高德劭。”蒋急问：“是谁？”我答：“林子超”。他听了恍然若有所悟似地说：“林一向爱清闲，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我说：“可以劝驾。”蒋立即写了一封亲笔函致林，交我面递。林因事出意外，开始尚有顾虑，经过劝说，他答应了。
实际上当时有望成为主席的还有蔡元培先生。但蔡元培属于学者型的人士，资历比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议长的林森稍逊一筹；而于右任因为是蒋亲睐的人选，而被粤方所拒绝。因此，最后就只有林森莫属了，而且从公德还是私德来看，林森都是当之无愧的。
林森平生洁身自好，生活力奉简约，朴素至极，他曾为革命到海外募集到大批捐款，却没有为自己添置一件足以防寒的冬衣，以致在自己的长衫下摆上缝上衬布以保暖。他青年丧妻，却终身不续娶，无亲生子女，没有什么家产，更无三妻四妾，更无国民党内有些权贵那样奢侈淫逸的作风，这在当时的官场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林森对于自己负有责任非常清醒，他在《就职通电》中讲：“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勉受命，暂度危机。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可见他深知自己所处位置的艰辛，于是表示要如履薄冰地效力。事实也确实如此，伺候国民政府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林森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奋力苦撑危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