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别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除此之外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康有为是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他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

康有为被后世吹捧为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其人信奉孔子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著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等。

众所周知，真正使康有为出名的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公车上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大中国败给了小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而《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突然传来，你想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都是些什么人哪，可是忧国忧民、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呐。

在雄激素的刺激下，众人群情激愤。来自台湾的举人更是哭的鼻子一把泪一把。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云集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跟着凑热闹连名。5月2日，由康、梁二人为主谋，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为帮凶开始在都察院聚众非法越级上访。

在这里说一下为什么叫做公车上书，公车一词可不是现在所指的公共用车，或者公家用车。而是出自司马迁所著《史记东方朔传》：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指的是汉代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名，后也代指举人进京应试。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因此康梁等人的请愿活动又被称为公车上书。当然也有学者对这一事件产生了质疑，并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在此不再烦絮。

同样是在1894年，康有为开始满脑子跑马的胡思乱想，憋了好久，憋出一本《人类公理》，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显然他太过于理想化了，充满了共产主义似的幻想，不知道脑子被什么给踢了。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同时组织强学会。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日后的变法工作做铺垫。1897年11月，坏消息接踵而至，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借后来被称为新界的地区和威海卫，偌大个中国被瓜分的四分五裂。

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再次被激起，康有为等人再也坐不住了，当年的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向清廷当局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的时局。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夯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维新人士和拥护光绪官员等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的鼓动下，1898年6月11日，时任国家名义最高领导人，清朝政府皇帝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被慈禧那个好事的老娘们出来扫兴，总共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的运动就轰轰烈烈的流产了。

既然是流产，肯定是要流血的，既然是轰轰烈烈的流产，肯定还是要大出血的。戊戌政变后，慈禧老娘们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不应该被杀只应被捕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而本来该被捕杀的康梁却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脱了。这就是精明与傻帽的最显著区别呀。革命后能当领导出名的都是那些贪生怕死的。那些不怕死的，就遂了他们愿去找阎王爷了，哪儿还能享受到荣华富贵。

死里逃生的康有为逃往法国，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还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如丧家之犬一样在各个国家到处满嘴吹牛跑马还要钱。当然也曾经遇到过很多的不待见。就他的徒弟兼基友的梁启超都看不下去了，称其常作大言。虽然看不惯，但也上梁不正下梁歪，梁启超跟同仁交待说，捐款聚众两事，不妨往大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