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喜欢论理，老百姓追求实惠，政治家讲究实效。面对历史巨变，有些书生非要书生气地明辨是非曲直，而不计后果、不管社会影响。对于书生们提出的一些敏感问题，专制君主可能会兴文字狱；开明政治家有时沉默旁观，觉得不像话了的时候，予以制止而已。几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都不断重复。
　　
　　汉景帝的时候，山东有位学界名人，名叫辕固，就是阐释《诗经》的齐鲁韩毛四家中那个齐派。这位辕固因研究《诗经》的缘故被聘为博士。汉代的博士比今天的博士地位高，大致相当于中国社科院的博导或学部委员吧。这位辕博导很受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刘启赏识，常与启同志一起聊天。有一次，他当着刘启面，与一位姓黄的儒生争论起关于革命的问题。争议焦点是：商汤周武的革命究竟是否具有合理合法性。
　　
　　黄生认为，商汤推翻夏桀、周武王推翻商纣，都属于以下犯上、以臣弑君，并非秉承天命。
　　
　　辕固不同意，他认为汤武革命合乎天道人心，是完全正当合法的。理由是：桀纣暴虐失去民心，所以天下人都寄希望于推翻并取代他们的汤武。桀纣原来的臣民不听桀纣使唤，而归顺汤武，汤武不得不当这个最高领导人。那么，汤武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
　　
　　黄生不服，争辩道：帽子虽然破旧，必须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崭新，必须穿在脚上。这不是因为上下有别吗？桀纣虽然无道，毕竟是君主；汤武虽然圣明，毕竟是臣子。君主有失误，做臣子的不能仗义执言帮他改过、维护领导威信，反而因他有过失而把他杀了，自己取而代之，这不是犯上作乱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