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是人类勇气和智慧的完美体现，在大航海时代，明朝本有机会依靠顶尖的航海技术成为世界霸主，但是海禁政策让这个可能化为了泡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明的航海技术在当时是世界一流的。

在人类文明史上，丝绸之路连接了东西方文明。古代文明间的交往互动，主要有赖于亚欧大陆上自古形成的陆上通道。汉代张骞通西域，其重大意义在于为陆路交通开辟了新时代。而在人类文明史上为海路交通开辟新时代的正是郑和下西洋。中国古代向西方的寻求，可谓源远流长。亚欧大陆的大河与平原，孕育了伟大的文明，而在诸文明如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自古就具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只不过互动的中心一直在亚欧大陆的交通上。

自古以来，大陆为文明间的交往提供着便利，沿着陆上的道路，东西方文明如生生不息的河流，持续不断地接触、互动和融合，历时数千年之久。“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中。根据《史记》的记载，这一词汇出现在张骞生活的时代。所谓张骞“凿空”西域，是以国家行为使自古早已存在的中西交往道路畅达，由此“西域”得到极大的彰显。此后广义的西域，所指就是亚欧大陆上几大文明的接合处，也就是东西方文明的汇合之地，当时文明互动的中心。就狭义而言，西域是一条通道，一种途径，是通往西方的必经之路。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东汉甘英身至波斯湾头望洋兴叹，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地定于西域，也即亚欧大陆，历时上千年不曾发生改变。

尽管汉代已开始了向南海的探寻，但是相对陆路交往，海上交往受限于海洋屏障，自汉代开始一直是中外交往次要的途径。唐代以后，虽然海路有了很大发展，但也没有发生海路交通上升为不可逆转的东西方交往主要途径的改变。最有力的例证，来自成吉思汗以军威建立的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当时海陆交通并举，尤其陆路交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畅达程度。马可·波罗自陆路来华，自海路返回。明初吸取元朝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派出大规模使团时也是海陆并举。洪武年间陆路出使有傅安等人，海路出使有刘时勉等人;永乐初年陆路有陈诚等人，海路有郑和等人。

然而相对海路而言，陆路却显然逊色多了。对于海路功绩的认识，有诗为证。明宣宗诗曰：“似闻溟海息鲸波，近岁诸番入觐多。杂还象胥呈土贡，微茫岛屿类星罗。朝廷怀远须均及，使者敷恩合褊过。莫惮驱驰向辽远，张骞犹说到天河。”(《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二十二《遣使谕西洋古里苏门答剌诸国》)以诗证史，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朝皇帝将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作了超越的比喻。事实也确乎如此，正如通西域一样，下西洋是以国家行为使海上道路畅达，由此，“西洋”在中国社会得到极大的彰显。

明初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马欢，在他的出使记录《瀛涯胜览》中记载了沿海人民在海外生活的场景，七下西洋人数最多时达到二万七八千人，频繁的出使无疑使更多国人了解了海外。下西洋后，“春花无数，毕竟何如秋实”，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很快兴起，沿海人民开始较大规模走向南洋，留居海外的中国沿海居民日趋增多，他们参与了开发南洋，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海上活动——郑和下西洋肇其端的。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